乔治敦海边

中国到圭亚那的距离，在地球仪上看一目了然。

将地球仪轻轻转动度，从起点到终点，隔着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相当于从南极到北极那么远；隔着整整12个时区，这边红日初升，那边夕阳西下，钟点一样，昼夜相反；从中国向东，隔着整整一个太平洋，向西，则要依次跨越亚洲、欧洲、和大西洋。

年前到圭亚那的中国人，是坐船穿越太平洋而来的。

时间往前推一百多年，跨越太平洋的航行是一场赌命的冒险，但那些留着大辫子的大清国子民并不是冒险家，他们大多来自广西、广东、福建，为了躲避贫困、躲避战乱、躲避仇杀，甚至是被绑架、拐卖而来，被悲惨地称为“猪仔”，体面点说是“契约劳工”，被英国人运到英属圭亚那的热带种植园去打工。

最早一艘从厦门港口出发的航船，在海上颠簸了将近半年，近一半人死在途中，于第二年初到达乔治敦。另一艘劳工船航行速度稍快，最早到达目的地。这艘船上有名华工，六分之一成员丧生于漫长而又艰辛的旅途。

十六世纪从非洲到美洲的贩奴船被黑人畏称为“死亡之舟”，过了三个世纪，身为自由人的契约华工踏上的仍然是“死亡之舟”，太平洋底黑暗的漩涡中，不知有多少无名无姓的华人冤魂在游荡。

年1月12日，乔治敦码头，第一艘到达的劳工船上，幸存的二百多人走下甲板，踏上陆地，成为第一批到达英属圭亚那的华人。从这一年开始到年的16年中，陆陆续续总共有1.3万中国人来到这块新大陆。

年，圭亚那政府宣布1月12日为华人登陆纪念日，这一天成为法定公共节日，作为圭亚那六大种族之一的华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

华人登陆英属圭亚那纪念碑

华人移民英属圭亚那被认为是失败的，这从人口数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远渡重洋而来的1.3万人，不仅没有在这里繁衍生息，反而大批死亡、外迁，几十年后活着的只剩下几千人，圭亚那独立后，据政府统计，华侨华人占圭亚那总人口的0.65%，几乎微不足道，而中国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最大影响，似乎只体现在最近几十年因新华人移民而兴起的中餐馆上。

研究圭亚那华人移民史的开山之作是塞西尔·克莱门蒂爵士（SirCecilClementi)所著的《英属圭亚那的中国人》。这位英国爵士中文名字叫金文泰，曾长期担任英属圭亚那殖民官秘书，掌握着官方的一手资料，他本人精通广东话和北京话，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通。他认为中国移民圭亚那失败的原因是：女性移民太少，两性比失衡、劳工需求数量时多时少，波动太大、两国地理距离太远、华人难以适应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等等。

而华人移民后代对自己种族的历史有天然的兴趣和责任感，他们一代代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圭亚那华工后代苏阿冠博士（TrevSue-A-Quan）出版了《甘蔗收割者：圭亚那的华人契约移民》等三部资料翔实的史学著作，而玛格丽·克尔帕特里克（MargeryKirkpatrick）所著的《从中国到新大陆:移民圭亚那的中国经验》侧重于讲述个人故事，以前辈华人移民的口述访谈勾画出时代的身影。

两本关于英属圭亚那中国移民的书，作者玛格丽·克尔帕特里克

虽然华人在圭亚那整体移民没有成功，但是有很多个人和家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个体成功，在中国人到达圭亚那一百年后，第三代移民中不少人成为法官、医生、富商、工程师、学者、政府官员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圭亚那独立后首位华裔总统钟亚瑟。

早期的中国移民中很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但是其中也混杂着一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物，为躲避战乱等原因而流亡。到了陌生国度，他们怕自己的孩子忘了根，白天在甘蔗种植园里劳作，晚上还教男孩儿们学习写字和唱歌。圭亚那的档案部门仍保留着年华人递交总督要求帮助建立华人学校的请愿书。后来，这些有文化有头脑的第一代移民成为圭亚那最成功的华人家庭。

年，圭亚那第三代华人移民家庭

最初殖民地不允许中国女性前来，直到年规定放开，允许女性家庭成员随同，这样圭亚那才有了中国女性移民，但数量非常稀少，不到十分之一，因而非常珍贵，有的家庭借贷时甚至可以拿女儿当抵押。

玛格丽·克尔帕特里克的曾祖父和曾祖母是年乘坐同一艘船到达的。他们的身世非常离奇，曾祖父，是太平天国一位王爷的儿子——家族内口头流传的说法，已经无法考证，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杀而逃亡海外。曾祖母，原本是广东一位富商的妻子，丈夫和长子被太平军处死后，年轻的寡妇带着三个幼子在外流浪了几年，偶然发现有劳工船在招募华工，走投无路的母亲心一横就和孩子们上船了。在船上这两个人相识，同是天涯沦落人，于是到圭亚那下船后就登记为夫妻。

5年劳工契约期满后他们和别的劳工一样，都选择留下，故乡的战乱和贫困依旧，回不去了。玛格丽曾祖父母搬到了乔治敦，靠给中国人放贷、做生意，他们家很快变得富裕了。曾祖母是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很快学会了英语，贫穷时给英国殖民官的夫人们打扫屋子做家务，发财后仍然和这些上流社会的女人们保持来往，但已经可以平起平坐，拿中国茶招待她们了。她给后代们留下的故事是，她有一双引以为傲的三寸金莲，而那些英国女人却总是来看稀罕，还再三对她表示同情，让她耿耿于怀。

在乔治敦开店做生意的中国人家聚居在一起，颇具规模，但年这条街上（Charlestown）着了一场大火，木质房子，加上店铺里的货物是烟花爆竹、粮食、糖，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令这些家庭元气大伤。自此以后，圭亚那再没有形成过类似“中国城”的华人社区，华人家庭分散居住，很快脱去中国印记，融入当地社会，成为圭亚那国民。

圭亚那独立后首位总统，广东籍华裔——钟亚瑟墓地

英属圭亚那时期的档案管理完善到令人惊讶，一百多年前到岸华工的姓名、年龄、籍贯、体貌特征、家属关系全部登记在册，给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真实的依据。玛格丽在翻阅这些原始档案时注意到，有六位女性的特征是“缠足”，其中之一就是她的曾祖母。那时的中国，只有有钱的大户人家女儿才会缠足，是一种畸形的荣耀和身价象征。而这荣耀却要女孩子们付出痛苦的代价，缠足后基本上就是半残废，行走不便，无法自食其力。谁能料到日后她们的命运像整个中国一样坎坷，被扫出闺阁，颠簸着双足，艰难挣扎在求生路上。

这六个小脚女人正是那一代华人移民的整体象征，他们带着被摧残的肉体和精神，蹒跚在路上，在绝境中寻找生路。身后是僵死的帝国，前面是凶蛮的新大陆，他们一路上迈过同伴的死尸，顽强地活了下来。一百多年后，老侨民的后代大多已经离开圭亚那，散布到世界各地，移居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同时又有新的中国人来到这里谋生。和埋葬在这块热带土地的中国先辈不同，他们拥有最珍贵的自由——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乔治敦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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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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